[64] 僧肇：《肇论》，T1858_.45.0151c06-10。
所以，经学的经与经这个文字，以及不同学者对经字的使用，本来便是不同层次的事情。当然，耶稣会士的本职是传播天主教，所以他们未必是当时最前沿的科学家，但即便如此，诚如历史学家早已意识到的，耶稣会士所带来的科学技术其实已经领先于明代。
经字固然有文字学的渊源，但六艺之学却在经字作为经典使用之前已经产生了。六艺之中，《诗》《乐》互为表里，成为传统文艺理论的渊源，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则是中古时代佛学影响下文论更新的杰作。然而，清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此时不仅不再自愿接纳西学，反而成为吸收西学的阻碍。作为对经学第三期发展的展望，在已有学术分支之外，本文对经学义理、工夫论、政治经学、历史经学、经学人类学、经学的文艺学、经典诠释等若干具体学科提出了构想。此时的经学尽管已经经历过汉宋不同时代的复杂变化，经过与佛教所代表的印度知识体系的交融，但仍然是一种活的形态。
从近代文化史的角度来看，自1904年癸卯学制改革、1905年废科举，经过1912年壬子学制改革，直到文革结束，大体可以算是一个阶段。范文澜本来师承章太炎、黄侃一系，后来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，他对晚近经学史发生关键影响的，是1941年在延安年会上所作的演讲——《中国经学史的演变》，因为受到毛泽东的赞许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几乎占据了笼罩性地位。一种看法认为，《周易》本是卜筮之书，其中所蕴含的巫术文化的智慧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，因而应从卜筮的角度来解释。
原始巫术的神人交感的观念，其世界图式是混乱无序的万物有灵论，而以德配天的天命神学则把世界看作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统一整体。高宗伐鬼方、帝乙归妹、箕子明夷、康侯用锡马蕃庶等故事。鉴于目前的研究所面临的困境，我们觉得，那些由历史所造成而又各有其合理内核的门户之见不能再重复了，有必要对它们抱一种超越的态度，从广义的文化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新的探索。从原始的卜筮到《易经》的卜筮，经历了长时期的演变，中国的文化也由此而从蒙昧状态进入了文明状态，如果我们对这种文化发展阶段的性质差异视而不见，把《易经》的卜筮简单地等同于原始的卜筮，不严格区分蒙昧状态与文明状态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巫术文化，那是很难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的。
在卦爻辞中，天是一个最高的概念，如《乾卦》的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但是，从总体来看，《易经》所记录的这些知识，其意义不在于这些知识的本身，而是为了卜筮的参考，因而我们不能把它归结为一部科学著作或史学著作，而只能看作是一部卜筮之书。
后来易学研究中派别的分歧都是由此而来的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在描述这种情况时，把它归纳为两派六宗。《周易》是由《易经》和《易传》两部分组成的。首先，《易经》用确定的文字对六十四卦题了卦名，用九六奇偶之数对三百八十四爻题了爻名，这就在巫术文化的发展上起到了影响极为深远的承先启后作用。《姤卦》的含章，有陨自天。
就其思想内容的基本性质而言，诚然是一种博大精深的哲学，与《易经》本文的那种卜筮巫术大异其趣，但是，作为一部解经之作，它又不能不把用于卜筮的卦爻符号与卦爻辞奉为神圣，力图从象数与义理方面来阐发其中的意蕴，这就使得它的哲学思想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，形成了一种哲学思想与卜筮巫术的奇妙的结合。所谓两派是指象数派与义理派。如果我们结合这种在外延上无所不包的广义的文化，侧重于研究《周易》的内涵，极力弄清究竟什么叫做易道，把它的本质的核心层次发掘出来，那么我们将不仅可以据此而较为准确地判定它的基本性质，使目前的各种分歧获得一定程度的会通整合，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，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。据考古发掘，人类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。
有人强调它的卜筮的一面，其实它的卜筮经过哲学的改造，是一种哲学化了的卜筮，与《易经》本文中的那种卜筮有很大的不同。所有这些派别分歧都是由对《周易》性质问题的不同看法所引起的。
另一种看法认为，虽然《周易》由卜筮演变而来，但它的宝贵之处不在卜筮，而在于卜筮里边蕴含着的哲学内容，卜筮不过是它的死的躯壳，哲学才是它的本质，因而应从哲学的角度来解释。《明夷卦》的不明晦，初登于天，后入于地。
按照传统的说法，《周易》成书的过程是人更三圣（或四圣），世历三古，即上古伏羲氏画八卦，中古周文王重为六十四卦，作卦辞，周公作爻辞，下古孔子作十翼以解经。就主要倾向而言，有四种看法是具有代表性的。关于天文历法的知识，《丰卦》的日中见斗、日中见沫。从逻辑上来看，文化分支的属性与广义文化的属性，二者是不能等同的。因此，在这两种观念支配下的卜筮巫术，无论是就思维水平还是就文化意义而言，都是大不相同的。 《周易》这部书对传统文化的影响至深且巨，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，人们普遍承认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。
第三种看法认为，《周易》是一部讲天文历法的书，也就是一部科学著作，其中所蕴含的科学思维不仅对古代的科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，而且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思想相吻合，因而应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解释。因此，我们对《周易》的性质问题的研究可以摆脱以往的那些门户之见，而转化为一种广义的文化史的研究。
当时的占卜巫术，形式多种多样，所谓筮短龟长，龟卜受人尊重的程度又远远超过了筮占。史学以及其他的许多文化领域，但是所有这些都只是文化分支而不是广义的文化。
由于筮占的特点是根据青草排列所显示的数与形的变化来预测吉凶，所以与其他的占卜形式相比，具有一种潜在的优越性，可以通过无数次的排列，逐渐把数与形的变化推演成一个整齐有序而又稳定规范的符号体系。《周易》的复杂性质归根到底是由它的复杂的历史所造成的。
如果我们尊重历史事实，按照历史演变的顺序把这些复杂的性质整合在一起，分清它们的主次本末，区别它们的正传与别传，从文化精神的生成角度来解释，而不是各执一端，以偏概全，那么我们就可以使以上四种彼此分歧的看法达成某种共识，从而较为全面地把握《周易》的性质，更好地来探索它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了。所谓广义的文化，这个概念可以通过其外延与内涵之间的逻辑关系来把握，如果其外延无所不包，广泛涉及各个文化领域，那么其内涵则必然缩小为某种本质的核心的层次。今尝试对《周易》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作出几点说明。《易传》包括十翼，是对《易经》的一部解释性的著作，大约于战国末年经多人之手陆续写成。
这个天既有自然之天的含义，也是一个主宰人事的至上神，人们可以通过合乎道德的行为获得天的福祐，天与人相互感应。其次，《易经》凭借它的一套文字表意系统，充分反映了殷周之际人们的精神风貌，记录了当时人们所掌握的文史知识、科学知识、政治伦理知识以及哲理性的生活知识，从而扩大了《易经》内容，具有多方面的性质，这是原始筮占的那种抽象的卦爻符号所不具有的。
有人强调它的哲学的一面，其实它的哲学是在卜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，带有相当浓厚的巫术文化的色彩，而不同于其他的那些较为纯粹的哲学。龟卜、筮占以及其他一些古老的占卜形式，都是这个时期的产物。
殷周之际宗教思想的变革使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次重大的转折。另一方面表现在它以曲折的形式反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理性内容，为后来人文文化的发展开辟了一条通路，提供了必要的前提。
《大有卦》的自天祐之，吉，无不利。义理派也分化为三宗，即王迅的说以老庄，胡瑗、程颐的阐明儒理，李光、杨万里的参证史事。原载《易学今昔（增订本）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进入专题： 易学 传统文化 。可以看出，研究者对《周易》的性质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，便会选择什么样的解释角度。
这就是承认，《周易》的成书是一个历时数千年的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，并非一脉而就。关于殷周之际的史实，顾颉刚先生在《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》一文中已作了很好的考证，指出有王亥丧牛羊于有易。
虽然这套文字表意系统的素材不过是一些筮占的记录，但是经过一番整理分类、加工改造的工作，提炼成为卦辞和爻辞而系于卦爻符号之下，就具备了多方面的功能，容纳了更大量的信息，启迪了更丰富的思路，而原始筮占的意义和性质也就从此开始逐渐变得复杂起来。因此，如果我们把《易传》的性质简单地归结为卜筮，或者简单地归结为哲学，都是失之于偏颇，不能确切地把握它的特殊性质。
我们应该把《易经》的性质问题放在这个总的文化背景中作全面的考察。这种转折一方面表现在它对以往的巫术文化作了一次系统的总结，并且熔炼成为一种以天人关系为核心的整体之学。
